在全球学术出版界，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的名字几乎等同于“权威”。施普林格·自然是一家独特的跨国出版公司：虽成立于2015年，却汇聚了多个超过180年历史的出版品牌，例如Springer、Macmillan（麦克米伦）和Scientific American(《科学美国人》)，以及创立150多年的Nature(《自然》)。作为旗下拥有3000种高水平学术期刊及每年出版1.4万种新书的出版集团，它不仅是科学传播的重要推动者，更是全球科研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作为近年来科研产出增长最快的国家，与施普林格·自然的合作更是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出版与订阅”的关系，而走向了更深层次的战略协作与知识共建。

在南国书香节期间，施普林格·自然全球图书负责人暨执行副总裁汤恩平（Neils Peter Thomas）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采访中，他不仅回顾了该集团与中国学术界的百年渊源，并分享了开放获取（Open Access）与人工智能（AI）如何重塑学术出版的未来。

汤恩平。资料图

岭南书香初体验：一场迟来的“文化之约”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南国书香节，但一走进来就被这里的氛围深深吸引。”汤恩平的语气中流露出由衷的欣喜。在他看来，本次亲临南国书香节虽为首次探访，却与他熟悉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海书展、台北书展有着共通的文化温度——那种对知识的热情、对交流的渴望，是所有优质书展共有的特质。

这份“熟悉感”并非偶然。实际上，施普林格·自然与中国学术界的合作可以说源远流长。汤恩平介绍，早在20世纪初，如今属于施普林格·自然一部分的麦克米伦公司，就在中国任命了首位销售代理。20世纪70年代，施普林格受邀参加广交会，向这里的读者展示世界学术成果，也由此与中国内地建立起联系。

“我们从一开始就坚信，图书交流不该是单向的。”汤恩平强调，施普林格不仅向中国学者提供西方研究成果，更渴望从中国学者身上学习并传播他们的成果——这种“双向传播”的理念，成为百年合作的底色。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施普林格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作者出版著作。到2000年初，他们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自此不断强化业务，近二十年交流合作更为频繁密集。从早期的书籍和期刊内容引入到如今向世界传播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优秀科学发现，施普林格与中国的互动早已超越简单的“单向输出”，而形成了双向奔赴的学术传播合作。施普林格·自然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见证并贡献于中国科学的崛起。

中国科学的发展在自然指数（Nature Index）中有直观的体现。6月11日施普林格·自然发布的“自然指数2025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中国在高质量科研产出方面继续位居世界第一，并扩大了领先优势。“从自然指数看，中国高质量的科研产出贡献超越了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他指出，尤其在化学、地球和环境科学、物理科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生命科学等领域表现突出。施普林格·自然通过出版传播来自中国的优秀科研成果，有力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也助力中国学者提升其研究的可见度和全球影响力。

汤恩平表示：“来自中国实验室、研究人员创造的新知识，正深刻影响全球学术版图，以助力应对全球面临的紧迫挑战，这也是我们深耕中国市场的核心原因。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研究人员在我们的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包括开放获取或订阅的期刊文章也有的是以书籍的形式。我们每年出版近1000种中国学者的书籍，而且增长势头非常迅速。”

学术出版的核心使命：让知识流动更高效

谈及学术出版社的角色，汤恩平的答案直指本质：“社会的进步依赖于科学和知识的传播。研究人员不该被‘亲自向每个人解释成果’的琐事拖累，而出版机构的价值，就是帮他们把知识传递给更多人。”

在他看来，知识传播是科研的“刚需”——“读的人越多，科学发展越快”。这也是施普林格·自然持续拥抱技术的原因：“数字化、人工智能不是噱头，而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我们要用这些技术让出版物更优质、更快捷，覆盖更广泛的人群。”

那么，如何让最新的学术成果更快被全球看见并获得认可？汤恩平给出的答案是开放获取模式。“我们发现，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的论文和书籍，其阅读量和引用率都显著更高。”所谓开放获取，即“任何人都能免费、无限制地阅读”。在汤恩平看来，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高校资源丰富，但对小型研究机构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来说，开放获取是他们接触前沿成果的唯一机会。而对研究人员来说，被阅读、被引用有助于体现其成果的价值。汤恩平说，未来希望看到更多中国学术著作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让优质成果跨越地域、资金的限制。”

AI与出版：工具革新而非“作者替代”

施普林格·自然近期出版的又一本AI生成的图书，同样成了业内热议的话题。但汤恩平的态度很明确：“我们不会大量出版AI生成的图书，因为真正的创新永远来自人类。”

在他看来，AI的价值是“辅助”而非“替代”。“有些学科在短时间内获得飞速发展，几年内的成果多到人类难以穷尽，这时AI可以帮忙总结核心进展，这是它的优势。”但他强调，AI不能成为作者，“最终必须由人类对内容负责。”这种“边界感”也源于对“AI幻觉”的警惕。“AI可能生成错误信息，还可能陷入人工智能知识的空洞反馈循环。”汤恩平说，施普林格的原则是“人类主导”：“作者必须为内容负责，AI只是提高效率的工具。”

对比2019年首本AI生成的图书与最新的一本，汤恩平坦言进步显著：“最大的变化是语言更自然、更易读。六年前的技术还很粗糙，现在已能模拟人类的表达逻辑。”但他强调，内容深度仍依赖人类智慧，“AI能优化表达形式，但真正的新知识仍源于人类的创新与洞察。”

谈及AI对出版行业的未来影响，汤恩平将其归纳为三大领域：一是出版流程的革新。“文字编辑、元数据生成、无障碍访问适配等技术环节，都能通过AI提速增效。”二是作者支持的升级。“目前很多学者写一本书要花一年时间，AI能帮他们更快完成初稿、梳理逻辑，让创作更轻松。”其三，是阅读体验与商业模式创新。“未来，我们或许可以直接‘问书’。”他展望，未来的读者或许能直接向电子书提问，并获得即时解答；还能通过互动测试，确认自己是否真正理解内容。“这将开辟全新的商业模式、全新的书籍消费方式，以及真正理解书籍内容的新途径。”

但技术浪潮下，风险同样存在。“大型出版机构可能因规模效应抢占更多优势，小型专业出版机构生存空间会被挤压。”汤恩平担忧，更严峻的是“AI滥用”，有人可能用AI伪造论文、编造数据，这会破坏学术诚信。因此，他呼吁建立更完善的规范：“需要明确的指导原则、透明的AI应用标准，以及适配的法律框架。”但他对未来仍充满信心：“技术终将服务于科学，只要守住底线，AI会让学术出版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