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

现代经济的核心特征是创新驱动的持续变化，但新古典经济学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笔者认为，经济是人的行为活动不断演化的结果，演化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更贴近现实的视角。由著名演化经济学家理查德·纳尔逊等编写的《现代演化经济学》，提供了有关企业和产业的转型升级的大量实证研究成果和深刻的观点，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演化经济学将企业理解为一个随着学习和时间推移而改变的实体，经常受到所处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企业的本质在不断演变，新型产业和新兴市场应运而生。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何从产业链的底层攀援向上，从比较优势起步，不断获得竞争优势，实现转型升级。该书采用创新系统的视角，分析了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如何实现赶超，并将其拓展到企业层面，指出从OEM到ODM再到OBM的路径已经成为后发企业的标准升级过程。从长远来看，成功的赶超不仅需要逐步增强能力，还要利用为赶超者提供的各种机会实现跳跃式发展。

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一开始只有很少的资源，也很难从外部获取更多资源，因此进入自身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理性选择，然后要经历一个爬坡攀援的过程，实现资源积累、能力建设和系统更新。但是，通常发展中国家中的那些从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发展起来的后发企业，要想进入新的有许多先发优势明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将面临进入和增长的严重障碍。企业的主要任务也不仅是学习如何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更重要的是如何获得极其缺乏的资源并提高其可用性。

根据后发企业阶段理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需要经历重复性模仿、创造性模仿和创新三个阶段，很少能够最终进入OBM或创新阶段。只有企业采用自己的路径进行结构性突破，才有可能实现转型，而这需要很强的学习、吸收和创新能力。因此，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说，如何建立这些能力是后发企业的关键问题。

我们可以从深圳企业的案例中观察到企业的学习和能力建设过程。一些企业最开始选择的是技术相对稳定或已经成熟的行业，比如：小家电、服装、玩具等，从事来料加工等低附加值或较长技术周期领域的低端产品生产，这是因为进入门槛低，而且在这样的行业更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技术转移。通过这种方式，深圳培养了大批低成本的产业工人以及技术和管理人员。随后，这些企业接下来需要寻找细分市场和提升专业化水平。历史经验表明，随着企业能力的发展，下一个阶段是进入需要一定数量的技术知识、技能和管理经验的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更高的行业。在这阶段之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进入一些进入壁垒较低、周期较短的技术行业，或者可以跨越式地进入新兴行业。深圳也是如此，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确实在通信、网络、信息科技等行业不断涌现出了本地的龙头企业。

在赶超过程中，深圳企业经历了低、中、高三个赶超战略阶段，相当多企业完成了从基于禀赋的专业化到基于技术的专业化的蝶变。现在深圳有大量企业拥有更高水平的能力，正在进入快速发展的高技术行业，面临与技术前沿国家企业的直接竞争。企业需要借助基础科学研究或研发高度原创的技术，进入长周期或更高成本进入壁垒的行业。为此，企业的学习和能力必须得到国家和行业系统的有效支持。深圳的公共投入在促进企业能力的学习和发展，以及创建适当的经济技术和科学基础设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深圳产业从低端到高端，再到成为全球主要创新中心的过程，在于抓住了重要的机会窗口，即技术窗口、需求窗口和制度/公共政策窗口，又如移动通信、无人机、新能源等技术的快速变化，以及中国加入WTO后带来的新型需求、本地和国际需求，以及新康波周期的影响等。深圳政府部门提前规划和引导、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积聚，大力培育丰富的金融业态和资本市场，打造出接轨国际标准的营商环境，引进促进学习和创造高级能力资本的教育机构、公共研究平台，为技术扩散、创新和赶超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助力。

演化经济学不仅研究了企业创新的发展过程，也发现各个行业具有不同的特质，因而在行业赶超方面有不同的规律。比如，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和制药等行业，发展中国家能够专注于特定的生产阶段，然后沿着价值链升级。深圳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某些行业，科学对创新非常重要，比如大学的知识和研究对制药业的赶超；而在另外一些行业，技术进步更为紧要，如芯片、精密设备等行业。根据行业的特点，制度和具体的产业政策在赶超的类型和效果方面也各不相同。

当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达到较高的技术能力水平时，利用一些外生的机会窗口进行发展则成为新的可能。深圳一些科技行业的龙头行业已经走出去了，以绿地投资或并购方式获取全球资源和能力。这些企业正在从ODM阶段进入OBM阶段。我们应该从更广泛、更高层面理解高等教育、法律体系、规范、技术合作和公用政策等广义的制度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积极且适当的公共政策，将深圳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成功模式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本文作者系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