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波士顿咨询中国区执行合伙人吴淳:数字化时代中企出海如何乘风破浪?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郑青亭
2022-05-13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北京报道 自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令全球经济以及国际金融市场深受其害。受这些因素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受到了较大冲击。随着全球经济逐步走出疫情影响,中国企业如何继续在出海之路上乘风破浪?

近日,波士顿咨询公司(BCG) 中国区执行合伙人吴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企业出海在尝试了不同的航线和经历了20年的积极探索之后,并购和海外销售都积累了不少成败的经验。2020年,随着 “双循环”战略的提出,借庞大内需优势促进产业升级 ,要求中国企业以更高水平参与全球价值链。如何在更加复杂和挑战的国际环境扬帆远航,中国企业需要更加明确出海动因,理智布局进入不同目标市场的优先次序,同时匹配行业和企业自身特点的出海模式,做好战略规划和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才能在营收、资产、能力多方面成为真正的国际化一流企业。

吴淳指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行为受政策影响,重返亚洲正在成为新的趋势。在她看来,中企的出海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00年-2008年,随着“走出去”提升为国家层面战略,以及海外投资限制的放宽,中国企业试水走出去,以亚非发展中国家为主;2009年-2016年,因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资产低谷,国内完善外汇、税收等配套机制,中资企业加快对外投资,特别是大规模向欧美投资;2016年后至今,随着国内对外投资政策调整及中美贸易摩擦,对美投资大幅下降,对亚洲投资逐步提升。

从投资行业的角度来看,吴淳指出,中国企业以往并购的行业主要为传统的能源和矿产业,但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在全球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能源等的交易额逐年下降,金融业、互联网产业、新能源等所占比例正在逐渐增加。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随着公众的健康意识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对于医疗与生命科学行业的关注度也在同步上升。

但机遇也伴随着风险。吴淳表示,中国企业的传统出海模式更易受到国际贸易摩擦、全球金融波动、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的影响。叠加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各国的投资限制性政策逐步收紧,导致相关投资收购面临较高的政策监管风险;金融风险加大,全球避险情绪升温,投资性行为受到一定抑制;单边主义和去全球化趋势增强,保护主义抬头,提高了国际投资不确定性风险,不利于投资企业全球化的进程。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应该如何把握机遇,管控风险?吴淳认为,中国企业未来应从长远的海外发展战略进行考虑,制定科学合理的海外布局。 同时,可以借鉴一些新兴的出海模式,把握双循环发展格局,借力数字化东风加速出海进程。例如,创新引领型企业可以大大提前出海节奏,抢占先机;而行业龙头企业可以吸引上下游公司抱团出海,完善产业链,快速做大做优做强境外产业规模。

中资企业出海经历了三个阶段

《21世纪》:近年来,无论是从金额,还是从交易量上来看,中企海外并购出现大幅波动。在您看来,最近几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出现了哪些变化,包括区域和行业?

吴淳:的确,我国企业的出海,伴随着我国出海战略的调整,不论是从数量上讲,还是从结构上来看都经历了很多变化。中国企业的出海战略也经历了几个阶段:2000年,我国首提“走出去”战略时,我国企业的出海目的地大多以亚非为主,2004年,我国放宽海外投资限制时,很多企业在选择首个海外投资目的地时,更多是考虑一些低成本的市场。2008年后,因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资产低谷,一些中资企业加速海外投资步伐,大规模转向欧美市场的投资标的。2013年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支持了中资企业在亚欧非市场上进行投资。但2015年后,由于对外投资政策调整、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疫情的影响,中资企业对美投资大幅下降,对亚洲投资开始提升,同时对欧洲的投资也依然很多。

从投资量上看,过去几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确实有所下滑,但在全球中的占比依然是很高的。从流量角度看,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到全球的18%,相比2015年不到9%已经翻番;从存量角度看,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到全球的6%,可见虽然中国对外投资有所放缓,但依然是强劲的。

从产业结构上来看,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基建的高速出海,而对房地产和矿业产业的投资出现下滑,对制造业的投资整体也呈现放缓迹象,但制造业依然是我们对外投资的最大方向之一。此外,信息产业出现了风口的轮转,短视频、跨境电商、移动手游等新兴电信行业涌现出海浪潮。

《21世纪》:根据您的观察,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有哪些路径变化?

吴淳:过去5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新兴模式,应该说在将来的国际化进程中,传统模式和新兴模式都将并存。传统出海模式大致分4类:借船出海、内生发展、并购整合和投资扩张。新兴出海手段也大致分4类:跨业合作、数字先行、全球覆盖和产业抱团。

与传统手段相比,新兴手段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技术领先、数字经济。也就是说,传统出海模式往往是用自己价廉物美的产品先打通发展中国家,然后再进入高端市场;而新兴出海模式则凭借自己产品和技术的先进性,利用数字经济很快地打入一些高端市场,然后再在别的市场进行渗透。这主要是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具有优势的企业。第二个特点是,供应链协同和生态合作。传统出海模式往往以自己产品的某个能力单兵作战,而新兴出海模式则是协同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整体出击,不仅能够把整个产业链的迅速反应能力布置到海外市场,而且也增强了海外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

外资企业需要重新定位中国市场

《21世纪》:除了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BCG 还帮助了很多欧美跨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在新的形势下,特别是中美摩擦不断、供应链持续受到疫情扰动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布局出现了怎样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您对外国公司的主要建议是什么?

吴淳:我们帮助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已经有数十年了,确实能够看到它们在中国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在讲到挑战或者说转型之前,我们也不得不看看中国整个市场环境出现的一些变化。首先,过去10年中,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随着中国走向创新型、人才密集型、消费驱动型和绿色型经济,新机遇将不断涌现。

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短期内,经济增长、结构性改革和新冠疫情防控之间的艰难平衡会为经济带来波动和较大影响;从更长远来看,许多行业的基本面乐观,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技术脱钩在内的多重宏观挑战将持续对企业造成影响。在某些领域,中国本土企业正在快速崛起,其在成本、技术和质量方面的优势对外资企业也构成了一定威胁。另外,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从生产力的角度看,不光劳动成本在提高,人才数量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最后,新冠疫情也给外资企业在华运营或是供应链稳定带来了一些挑战。

整体而言,这些因素都是危、机并存。相较几十年前,中国的营商环境今非昔比,跨国公司需要重新定义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可以为它们扮演的角色。一旦明确的战略定位,企业就应该建立应对风险的能力,并在中国建立有韧性的生态系统。

疫情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器

21世纪: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数字化转型”成为了企业谈论的焦点话题。然而,尽管企业对此重视程度增加,但根据BCG发布的《2021年全球数字化转型调查》,2021年只有35%的公司实现了数字化转型目标。能否谈谈您对中国本土企业的观察?在中国,疫情是否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器?

吴淳:疫情作为数字化转型加速器是无疑的,而且这不光是中国的特点,在全球都是共通的。在全球范围(包括中国)疫情带来的影响已经是促进数字化转型的第一大因素。除了疫情,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的因素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包括:消费者行为改变、成本压力、创新要求等。但无疑,疫情带来的加速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疫情的加速作用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工作模式大规模向线上迁移。我们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上网课、居家办公,还有各种融媒体。在这方面,企业已经加速人、财、物等管理职能线上化。从这个方面来说,企业的运营日趋向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以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第二是客户行为也在向互联网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导致企业为了更好服务客户不得不随之转向数字化。所以,无论是内部运营,还是服务客户,疫情都加速了整个数字化的进程。

具体到中国,中国相对于全球其他市场来说,在疫情管控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疫情给整个行业带来的冲击没有在别的市场那么大。尽管如此,“数字化飞轮”现象也还是很明显的:从国家层面到行业层面,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供需两侧交替加码,使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进程呈现循环加速、螺旋上升的局面。

21世纪: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企业的回报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淳:我们在2020年和2021年同1000多家企业的CEO和CTO进行了调研,以探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和成功失败的原因。两年的调研结果显示,30%(2020)到35%(2021)的企业评价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达到了预期目的和指标。而有26%(2020)到13%(2021)的企业的数字化努力并没有达到50%的量化指标,也没能固化所期待的业务转变。 这些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为客户提供快速、便捷的线上服务,帮助企业提高效率、压缩成本,从而改善营收表现。相比于数字化不成功的企业平均10%的EBIT提升,这些成功利用数字化工具转型的企业EBIT提高了21%。从更长期来看,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不仅仅是短期的利润大幅度增长,更多体现在更广泛、可持续的变革和创新驱动的企业增长等。在这方面,企业的数字创新能力还没有完全体现在财报之中。

中国部署AI解决方案方面独具优势

21世纪:谈到具体的数字技术,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人工智能。根据BCG《2021年人工智能报告》,自新冠大流行暴发以来,超过一半的公司都加快了对这项技术的采用,但仅有11%的公司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能否分析一下背后的原因?

吴淳:相对整个数字化来说,AI的确是个特殊的技术,也是一项技术创新前沿。但企业要利用人工智能获得财务回报的话,实际上需要有四步:第一步是挖掘或者发现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第二步是构建整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包括数据能力、数据资产能力、建模能力和算法。第三步是将局部的成功案例进行大规模推广,让人工智能在各个应用场景或者是各个职能部门得到应用。最后一步是形成一个依托于人工智能的组织,让技术与人的能力进行结合。

当前11%的成功率,是因为大部分企业现在还在四步走的早期阶段,无论是在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挖掘,还是构建人工智能技术平台,都还没有达到大规模拓展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和职能部门的阶段,更别说达到依托人工智能提升人的能力的阶段。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前景,我并不感到担忧。但我认为,可能要假以时日才能看到AI技术给企业带来更大的价值回报。

21世纪:在部署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时,中国是否面临独特的机遇或挑战?

吴淳:我们先说机遇。中国人口众多,人才也众多。现在,全球都非常关注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的成绩。除了人才和市场巨大之外,政府在很多基础建设方面也有很强的引领性。因此,中国的大数据市场构成了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就是中国企业在技术应用方面也非常积极,中国对技术应用的推广往往快于全球其他市场。但这里边也暴露了中国企业在AI部署时面临的一个挑战,那就是在核心技术创新方面还有一些差距。这也跟我们的基础研究、整个社会资本的投向紧密相关。因此,我们也希望,将来产业界在应用层面的一些创新能够发扬光大,同时,上游的核心技术研究能够获得更多投入。

中国产业互联网仍有巨大发展空间

21世纪:让我们再来谈一下中国的数字经济。据您的观察,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有哪些突出特点?未来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发力?

吴淳: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奇迹,或者说对新技术的拥抱,离不开其强大的内生动力加持。借助国家战略与产业基础,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保持着领先地位。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9.2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38.6%。这首先离不开政府积极投入信息化基础建设。同时,人口红利和流量红利大,催生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分数字经济产业,再加上,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两大红利叠加,技术普及速度不断加快,使得“中国速度”在数字经济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此外,在中国,全球领先的平台型企业集群不断涌现,引领了整体发展,也通过规模效应带来了创新。

但与此同时,虽然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保持着领先地位,但在核心技术产业互联网方面,中国仍有不少空间有待挖掘,未来也将进一步在短板方面持续发力。我们需要加大对核心技术的挖掘,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另外,虽然数字化发展在服务行业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再往前看,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业方面,产业数字化能力依然是一个短板。不仅在中国,在全球都是如此。总体来说,如何更好地在服务业之外,在2C之外,在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在2B市场上推动数字化融合发展,这将是中国引领全球数字经济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