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秦统一中国设立“南海郡”以来，广州就已经是中国的岭南重镇，不仅与国家的发展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有着家国意识同构的深厚情感。岭南，是我国南方五岭以南地区的概称，以五岭为界与内陆相隔。从地域上，以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构成了岭南汉文化的主体。广州作为岭南的中心，发源并传承了独特的岭南文化。自古以来，吸取了由中原传入的儒、法、道、佛各家思想并进行创新，形成了其独有的多元、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等特点，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以其“开放创新、经世致用、兼收并蓄”的特点，对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广州“开放创新”的特点离不开岭南独特的地缘因素和文明播迁。岭南文明史始于秦统一岭南，曾经，在以北方为经济政治中心的古代，南方由于偏远的地理位置和湿热的气候条件而被视为“化外”之地、“瘴疬”之乡，是流放犯人的“蛮夷之地”；而到了宋朝，由于北方战乱而导致的人口大规模南迁，岭南地区迎来了劳动力、先进的技术以及中原的文化，推动了岭南文化吸收中原文化的精华进行创新发展。岭南地区由于远离古代政治中心，文化生长较自由，积重难返的陈规陋习等封建观念较少,更容易养育新变的接受力和创造力。宋代，岭南文化吸收中原文化而进行自我创新，诞生了陈献章、湛若水等儒学大家，开创了明代心学先河，诗人张九龄、屈大均享誉全国；惠能创中国化佛教——禅宗南派，影响了全国以至世界；清代，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与世界贸易、文化交流的唯一窗口，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东方文明；近代，岭南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孕育出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 

广州“经世致用”的务实思想离不开岭南独特的区位因素和商业文化。广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从秦代到唐代，广州已成为我国南方的重要城市和外贸口岸，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源地。即便在“海禁”政策的明朝，广州也设有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在“闭关锁国”的清朝，仍在广州设立了十三行，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海洋文化的特质推动了岭南文化“崇商实用，冒险进取，内外开拓”的内涵，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三大商帮”之一的粤商。明清时期，粤商足迹遍布全国。近现代岭南商业文化对内产生辐射力的重要原因在于粤籍商人的实力，以粤港华资金融为核心的“华南财团”财力雄厚，外地粤商社团组织活动能量相当大，不论是对先进的大都市上海，还是内地一般城市，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粤商迅速成为全国经济的领跑者。岭南传统文化的务实性通常配合于发达商品经济，岭南文化有着浓厚的商业性，促使着岭南的经济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岭南文化的实用性就此形成。

 广州“兼收并蓄”的岭南文化特质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岭南的传统文化与我国其他传统文化的最大不同点就是开放，这种开放的心态从民间古老的传说中就能得以体现，现在的南海神庙里还有着外国人形象的塑像，原型是来自波罗国的使者，达摩祖师遗留下来的痕迹还保存在西来初地。作为自古以来的通商口岸，岭南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极具包容性的交融吸收。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康有为与梁启超推动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岭南文化始终是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重要代表和领导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国内各地方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条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进入新文化时期，起飞的经济与岭南风格的粤语文化、粤式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岭南文化的现代阶段。 

作为重要国家中心城市，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应当着力发挥新岭南文化的三大重要功能：一是着力发挥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的文化聚合功能，二是着力发挥作为大国文明“展示地”的文化引领功能，三是着力发挥作为新型文化“汇聚地”的文化驱动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当中，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三地同属于以岭南文化为根脉的社会生活圈，在千百年来同根同脉、同宗同族、同生同长的历史繁衍与相互交往中，形成了很强的文化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不论是历史文化资源积淀的厚重，还是近代以来迸发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广州都展现出了最绚丽的风采和最有力的担当。今天，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广州同样要有这样的担当。 

（蒋基路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刁璇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助理。本文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特色创新研究项目“区域文化，财务决策与风险控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