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深外交官吴建民先生6月18日凌晨在应邀赴武汉大学讲学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终年77岁。吴建民曾任中国驻法国大使，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以及外交学院院长等职。

与其他外交官相比，吴建民先生在国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这是因为他退休之后，常年在各种论坛与媒体上露面宣传和普及外交，曾以“鸽派”代表多次与“鹰派”人物辩论，他儒雅的表现深入人心。在其外交生涯中，吴建民经常提到周恩来总理，将其作为自己的楷模，以理服人，温文尔雅。

1959年大学一毕业，吴建民就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在最初的十年内，他的工作主要以翻译为主，曾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吴建民认为，这段经历让他获益良多。“能在他们身边，学习他们的言谈举止，我真的非常幸运。”他这样说。但在1977年从联合国卸任回国之后，吴建民遭遇了自己的人生低谷，甚至一度有离开外交部的冲动。在吴建民看来，这段境遇可以让他“全面认识自己”。

吴建民最终坚守下来，他有自己的追求。在担任法国大使的时候，吴建民已经59岁了。在就职时，他当着全馆人的面说：“我不是来养老的，我有我的追求。”正是在驻法大使的任上，吴建民促成中法两国元首互相访问了各自的故乡。在即将离任时，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授予他“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因为其在外交界的儒雅形象，吴建民赢得了“魅力外交家”的美誉。

在64岁这年，吴建民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变化，他成了外交学院的院长，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69岁。退休后，吴建民并没有急着去安享晚年。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仍在用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并力图让世界了解中国”。温文尔雅如他，吴建民甚至会加入一些公开论战，并由此被归为“鸽派”。

在最近一次与环球时报总编的争论中，吴建民先生提出，中国要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他感觉到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出现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思潮并日益结合。在过去几年，吴建民先生作为鸽派的代表，与鹰派进行了持续的辩论。

根据吴先生的一些采访、演讲和撰文，其主要观点是中国应继续韬光养晦，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发展是硬道理，保持发展的势头，就是中国最大的利益。保持发展的势头，就是中国最大的利益。

但在过去几年，美国重返亚太，与日本、菲律宾等亚洲盟国一道，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并在政治、经济上对中国采取进攻性的遏制政策。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其实没有韬光养晦的空间。因此，那些坚持强硬回击这种围堵的声音越来越大，而且在国民中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

所以，吴先生的鸽派言论以及其个人形象是中国外交环境面临重大挑战与转折的时代产物，是国内两种不同声音的代表之一。

吴先生认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几十年来融入全球秩序，中国崛起与发展需要继续加深全球化，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这个结论是无可辩驳，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正确道路。

但是，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一帆风顺，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总是会产生冲突。这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也是中国现有挑战。因此，中国不存在韬光养晦的可能，必须直面这种挑战，有所作为。鹰派不满吴先生看上去“非常软弱”的外交主张。

当然，鹰派过于强硬的主张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正在崛起的中国，需要向外部传递一种爱好和平以及尊重规则的形象，通过主动的不懈的沟通交流，打消周边国家以及守成大国的疑虑。这是崛起大国的责任，也是中国营造和平发展环境的前提。

所以，吴先生的鸽派观点与鹰派主张都不符合当前中国利益。中国必须有所作为而不是继续韬光养晦，但也不能胡乱作为，而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捍卫国家利益，调整外交工作的思路。吴先生的主张更多的是一种被动外交，但在外部进攻性外交政策面前，被动外交不仅不会赢得对方的理解和尊重，并起到应有的作用，还会被国内民众指责为“软弱”。

事实上，中国已经具有实力去追求国际关系的“公平与公正”，只是还没有把“实力”转化为“能力”的操作者，而这恰恰是外交部门的软肋所在。长期以来，中国外交部门执行韬光养晦的政策，没有形成主动博弈的能力与文化，尤其是有一部分外交官是从翻译等专业职务晋升，缺乏外交战略思维。

外交的核心是维护国家利益，必须有强烈的爱国心才能胜任外交官的工作。外交工作不是被动遵守游戏规则，外交如战场，外交官需要学会利用规则，甚至在关键时刻制定规则，来维护国家利益。因此，外交官其实是和平的战士，尽管需要以“和平的形象”示人，但本质上是战士。

吴先生警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出现是对的，但是，出现这些思潮的土壤，却是外交失败带来的挫折感、羞辱感以及危机感。 所以，中国外交鹰派与鸽派实际上是一体两面。 

吴先生退休之后，积极投身于中国外交的宣传，通过媒体，电视，演讲普及中国外交，将其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外交事业，回击了义和团式的鹰派言论，为中国外交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敬仰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