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毫无疑问,今年十月属于帕特里克·莫蒂亚诺。继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龚古尔文学奖、奇诺·德尔杜卡文学奖之后,他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垂青,成为法国获得该奖的第十五人。而就在不久前,他刚刚出版了生涯中的第二十八部作品《让你不在此迷路》。新作上市不多时,就获得了颇佳的口碑。法国《Telerama》周刊近日与帕特里克·莫蒂亚诺进行了对话,在专访中,这位受人欢迎的小说家畅谈自己的灵感来源,以及童年对其写作的影响。
Q:您从事写作超过五十年,这些年中不同的美学思潮推陈出新,而您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A: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身边那些向往创作的同辈们对小说和纯文学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当我开始写作时,他们仍旧对人文学科更为偏爱。他们渴望在智识上得到指点和启发,于是纷纷投靠罗兰·巴特、福柯或是阿尔都塞门下。而当时,我的思维方式更像小说家,相比理论,我对有血有肉的人物更感兴趣,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性格,而不是他们的思想。记得有一天,我遇到拉康,我便开始观察他的姿态,他的声音,他说话的方式。不过我得承认,这听上去的确有些浅薄。
Q:您对精神分析没有兴趣吗?
A:精神分析很像侦探小说:总有些我们不想要或者看不到的东西被藏匿起来,而我们则通过分析去面对那些突然冒出来的新发现。这和做调查差不多。精神分析中的某些观点让我感到很震惊,比如“屏忆理论”(souvenirs écrans),即通过记忆替换的方式,让人们从创伤经验中解放出来。但对我来说,精神分析并不是一种治疗方式。不少作家都在创作中加入了精神分析的因素,虽然我和该风潮的创始人雷蒙·格诺相当稔熟,但我认为,作家并不需要理解所有事物,保持晦涩更为高明,就好像处在半梦半醒间。
Q:你曾说自己非常想尝试侦探小说。
A:是的,我一直希望自己有能力创作侦探小说,像乔治·西默农那样每个月都推出一部新作。说到底,侦探小说的主题和我的关切十分相近:消失,身份困惑,遗忘,重返谜一般的过往。侦探小说中,不同的目击者们相互矛盾,对于事件的看法也各不相同,这都让我感到着迷。我对这一类型的文学的喜爱也和自己的私人经验有关。我童年的某些阶段好似一部侦探小说,那时我常常会遇见神秘的人或事。但作为一个孩子,我并不认为这些事情很奇怪。长大成人后回过头去看,反而会自问: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Q:那您为何从未动笔创作过侦探小说?
A:侦探小说的内核是现实主义,甚至自然主义,它的叙事结构也相当严格简洁。在这种程式下,留给作家腾挪的空间非常小,胡思乱想的意识流也找不到落脚点。作家不得不步步缜密,将散落四处的碎片拼凑起来。侦探小说的结尾往往导向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而我想要探索故事的不确定性,用梦呓的方式将情节肢解。我的创作更像是蹩脚的推理,它从想象中诞生,可存在多重阐释的可能性。
Q:新作《让你不在此迷路》(Pour que tu ne te perdes pas dans le quartier)的灵感又来自何处?
A:一天,我偶然发现了自己12岁时写下的一页笔记,雄心壮志地想要把《美丽的约定》的风格彼得·切尼的黑色小说融为一体。那段时间我充满困惑,住在巴黎近郊,那里有一座城堡的废墟,这常常让我想到阿兰-傅尼耶。我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寄住的那家人家也不是很上台面,一种奇怪的气氛笼罩着我的生活。25年前,在《缓刑》中我对此就有所描绘。
Q:您的小说似乎都不是自传性的。
A:我并不沉湎于对童年的自恋式回顾中,我写作不是为了谈论自己,更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或是重构既定事实。我没有自省的欲望。我仅仅是利用自己的童年,来创造一种氛围,一种环境,借用一些场景来创作。我尽可能地远离自传体的书写方式,向想象和诗性靠拢。童年轶事大多可笑,无足轻重,也没有那么神秘。10岁时我偷偷阅读新闻杂志,当时杂志上刊登了一张女人受审的照片,她坐在椅子上,被指控谋杀了情人——一位医科学生。这张脸在我的脑海之中萦绕,久久挥之不去。多年以后,当我在巴黎龙街(Rud du Dargon)散步时,我甚至又想起了它。我不想追究为何它让我如此震动,重要的是,它让我沉入幻想。同样的,我并不力求解答孩提时代的疑问,而是试图用一个诗意的框架,将它们统统收纳其中,无论它们是关于我父母的,还是关于德占时期法国的。小的时候我并不了解后者,但它对于我这一辈人来说的确难以忘怀。
Q:对你来说写作是否总是那么令人愉悦?
A:我最享受胡思乱想的过程,写作本身似乎不是那么令人愉悦,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必须为我的胡思乱想赋予一个肉身,将它们具体地写在纸上。有时候我会自问,别人是如何写作的。19世纪福楼拜如何从第一稿开始就不停地修改,重构,精简自己写下的句子,以至于最后的成品和刚落笔时相比已经面目全非?光是想想,这就够让人惊恐的了。我个人很乐意修改初稿,对我来说初稿是一副一气呵成的画,对其所做的修改可能很多,但都应当像补充条款和小型外科手术那样无伤大雅。对,改稿子就像做手术,得讲求准和狠,面对自己的创作也必须冷酷无情,该删就删,该改就改。但通常每一页删掉两三个单词的效果可能比推翻重写更好。
我的早期作品中没有设置章节,也没有换行,不给人以喘息的余地。后来我反省了这一点,并且认为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并不适合写作,当然像兰波这样的天才除外。太年轻的人在紧张时,根本不知道如何控制和调整。看看那些技巧纯熟的搬运工吧,他们的肩上和背上负重千斤,却能够通过姿势的调整化解重量的压迫。写作也是一样的道理:必须找到恰当的姿势。一开始,我并不能达到这个境界,我感到紧张愠恼,无法集中注意力。另外,双手和大脑之间的有效互动也在慢慢消散,我想写下激发我灵感的事物。不过通常当我开始动笔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我就像是一只被割喉的鸭子,身体还在跑,但头已经没有了。
经年累月的摸索之后,我才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让自己真正放松下来,也使得小说看上去更松散一点。写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还是需要技巧的支持,让工作进行得更顺畅。不过有时我也提醒自己,文学创作应当有它不合时宜的一面,即便当代社会中事事都如急行军,文学则应展现它的缓慢,保持自己的节奏。
Q:您和自己的读者之间保持着一种怎样关系?
A:拥有读者是一件让人动容的事情,交流因此而成为可能。事实上,无论创作哪一本书,最终都将会面对这样一个好笑,有时不甚让人愉快的事实:当尾声渐进,作品将斩断和你之间所有的联系,并把你甩在身后。这是一个残忍的时刻,你永远无法成为自己的读者。这本写完的书成为了一件物体,一种凝滞的混合物,一个不确定集体,你知道有关它的所有细节,却无法描摹它整体的样子。如摄影艺术一般,是读者将书本重新唤醒。一部文学作品不属于创作它的人,而属于阅读它的人。
(编辑 李二民)